蒲良培:老兵执意“裸捐”到底 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

2019-12-05 15:51:12 重庆文明办 

一、人物简介

蒲良培,男,1931年8月出生,重庆市梁平区军休中心 退休干部

二、事迹概述

蒲良培,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他现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成员之一。解放前,他生于贫寒之家,十五六岁时,到处躲“抓壮丁”。1950年,他毅然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参加过上甘岭战役,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3次,多次获得嘉奖。回国后,他由陆军转为长春航测团的飞行员。后来,由于身体原因,转为地勤人员。因病退休后,他资助26名贫困生17万元,汶川地震缴纳1000元特殊党费。他还志愿加入遗体捐赠行列,决定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原第三军医大学,特别要求将自己身上所有可以用到的如眼角膜等器官,也全部捐献给需要的人。蒲良培所做的一切,只为践行当年的入党誓言。

三、详细内容

“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尽心、尽力,把我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兑现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梁平区军休中心退休干部蒲良培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上掷地有声。他奉献青春热血,散尽金钱助学,百年后还要捐全部器官,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

苦孩子看见了希望

“我这一辈子,没给国家做什么大事,那就尽量把小事做好吧。”7月14日,一个星期天,88岁的蒲良培回忆曾经走过的路,话语间全是云淡风轻。

与这份云淡风轻截然相反的,是这位老兵波澜壮阔的一生。

1931年,在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寒之家,蒲良培出生了。在此之前,蒲家已有4个儿子。他的出生曾经带给这个家巨大的喜悦,但这份喜悦后来就变成了巨大的恐慌。

“我从十二三岁开始,就一天到晚在躲那些抓壮丁的人!”蒲良培整个少年时代,都被“抓壮丁”的阴影所笼罩,以至于他半个多世纪之后忆起这段时期,依旧充满苦涩。

蒲良培还年幼时,大哥、二哥、三哥先后被抓壮丁。等到四哥被抓时,蒲良培已经开始记事。“当时我四哥全身长着疥疮,走路也不大行,但是来抓壮丁的人居然把他抬走了。”蒲良培回忆。

等到蒲良培十五六岁时,他自己也开始到处躲抓壮丁。最危急的一次,靠着大嫂把他塞到床底,才勉强躲过。

“我躲到父亲工作的盐井,躲到表哥做活的地方,躲到一切可以躲的地方去。”蒲良培就在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里,一天天长大。

1948年底,蒲良培的家乡来了一个奇怪的老师。这个老师带领青少年上夜校、讲革命道理之余,还组织大家成立了“代耕队”,帮那些家里缺劳动力的穷苦人家耕地。蒲良培至今觉得那个老师身上充满了某种“魔力”,自己就是愿意跟着这位老师,听他讲山外边的革命烽火。

“穷人不该总是受穷,要团结起来找出路。”这些朴素的理念,成为了蒲良培心中的火种,这火种散发的光芒,极大地驱散了他少年时代对抓壮丁的恐惧。

“我愿意当兵保家卫国”

1949年底,西充解放。蒲良培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个时候,不晓得为啥子,就喜欢跟着穿军装的人跑。”刚刚18岁的蒲良培也因这份积极性,先是被选为征粮委员,后被抽去县里参加土地改革,最后又被调回乡里搞农会等等。

1950年,已是民兵干事的蒲良培接到一个简单任务,与另外一个民兵干事一道去动员两位适龄青年参军。

“还要动员啥子?不就要两个兵吗?我们两个不正好!”半路上,蒲良培忍不住抛出了想法。

对方打趣道:“你原来一天到晚躲抓壮丁,还敢主动去当兵?”

“那啷个一样嘛!以前我确实怕当兵,但现在是参加人民军队,我就愿意当!你是不是怕了?”蒲良培反将一军。

嬉闹一阵后,两人打定了主意,掉转头直接朝区公所征兵处赶。

“三十多里路哇,我俩是一路跑着去的。”蒲良培回忆,赶到征兵处的一个大坝子,上百人都在那里等,可就是不见征兵处的人出来。

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日头西斜,终于出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扫了一眼大家,大声问了一句:“这回当兵,是要去打仗的,你们怕不怕?”

“不怕!怕就不得来了!”蒲良培告诉记者,当时他喊的声音最大。但即便如此,干部模样的人还是充耳不闻,又转进去了。

“前前后后问了我们3次。”蒲良培笑道,当时他还特别纳闷,后来才醒悟过来“那是对我们的考验。”

当时,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已经开始,征兵干部也早已明言,此番征兵就是为了补充赴朝参战的兵员。

“我那是去保家卫国,不怕!”当问及当初怕不怕上战场时,蒲良培毫不犹豫地回答。

沿着敌人炮火抢修电话线

刚刚参军的蒲良培被编入志愿军第15军直属炮兵第9团三营电话班。他没预料到的是,一场无比惨烈的战役正在等着他。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15军作为主力参战。

“战争比我想象中还要残酷。”彼时的上甘岭,几乎每天都被炮火反复覆盖,而蒲良培所在的电话班,承担着保证这场战役指挥通讯顺畅的重任。

“有一天晚上,我们营与45师指挥所的电话线断了,上级下了死命令必须最短时间恢复。”接到命令的蒲良培和组长,抱起电话机沿着电话线查找。

“到处都是爆炸声,为了不被‘一锅端’,我俩前后拉开了三十多米的距离。”那是一个令蒲良培终生难忘的夜晚。

“一群炮弹飞过来了。”蒲良培再三强调,那真的是“一群”炮弹,多并且密集。危急关头,他下意识向一个炮弹坑跳去,再后来耳朵就听不见了。

与蒲良培相隔数十米外的组长眼中,蒲良培是被火光彻底吞噬了的,但他仍旧抱着一线希望声嘶力竭地呼喊:“蒲良培!蒲良培!你在哪里?”

不知过了多久,蒲良培才依稀听到组长的呼喊,高声回应:“我在这里!”

“那么多炮弹,你还活着!”也难怪组长难以置信,事后蒲良培看了一下地形,再晚一步,他就冲到了河边开阔地;再晚一步,他也跳不进那个大弹坑。

尽管还活着,但蒲良培头上、身上到处都在冒血,黑灯瞎火加上厚军袄,他也来不及看伤势,胡乱包扎一下又继续查线。

“我们是随着敌人炮火延伸的方向查线的,也就是说跟着炮火走。”最终,电话断线被找到,通讯线路终于重新恢复。

40多天的上甘岭血战中,蒲良培不仅负责通讯畅通,还要随部担负为上甘岭坑道内的战友输送给养。而了解那场战役的人,都清楚这一任务的危险性。

“反正都打红眼了,不在乎那些炮弹了。”蒲良培在如此血战中,还动手做了一个小车,方便将挖坑道的土石运下来,此举获得了上级表扬。

抗美援朝中,蒲良培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3次,多次获得嘉奖。也正因为作战勇敢,蒲良培于1954年光荣入党。

唯一一次向组织提要求是想继续工作

从朝鲜战场撤回来后,蒲良培参加了炮兵学习,十几门科目中除了两门课是4分外,其他科目均为5分。或许正是因为其出色的学习成绩,从战场归来的蒲良培不仅没有复员退伍,反而续写了人生的辉煌。

1954年下半年,空军部队挑选飞行员,蒲良培第一次体检时因太激动血压偏高,但在随后的第二轮选拔中,他成功通过。

“在长春,我是航测团的飞行员,专门飞伊尔14飞机。”蒲良培由陆军转为了当时还异常少见的空军,开始了新的征程。

此后的蒲良培,随着空军部队转战于全国各地。

然而,当年战场上的浴血奋战还是给他的身体留下了重大隐患。

1960年,作为飞行骨干的蒲良培,奉命前往上海接新飞机,却突发牙疼。本以为是小毛病,但随后经空军医院诊断:需要拔除全部牙齿。

“一颗牙也不能拔!拔了我还怎么飞?”蒲良培发了平生最大的一次脾气,但严重的病情不容耽误,最终他被拔除6颗牙。

拔牙后,身体不符合飞行员要求,蒲良培转为地勤人员。一名空军飞行员不能再驾机翱翔了,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重大打击,但蒲良培却说:“因为身体问题,我做不了什么大事了,但我还能为党、为人民做一些细小的事。”

此后,蒲良培服从组织安排,转战多个空军站场,任劳任怨地在每一个地勤岗位工作。

1969年,蒲良培奉调到梁平县机场,但次年便因病退休。

“我这一辈子就找过一次组织,希望为我解决点个人问题。”蒲良培这唯一的一次“找组织”,是希望能够继续工作,而不是退休。

资助26名贫困生17万元

退休后的蒲良培并没有闲着,他开始默默做一件他认为特别值得的事:资助贫困生。

“你跟老爷子说别的事他都听,但是一涉及到资助贫困生,他什么劝都不听。”梁平县军休中心主任袁卫国说,他最怕蒲良培在这方面的倔强。

事实上,早在1970年蒲良培退休的那一年,他就自己悄悄资助了一个贫困生。

此后,这就成了蒲良培赋予自己的一项任务,一如当年战场上领受任务一般。

“我给老人家细细算过一笔账:这些年,他至少资助过26名贫困生,资助款绝对不下17万元。”袁卫国说,这还是他花了好多年,每天一点点闲聊中从老人嘴里“套出来”的信息。

“老人一生未生育,日子过得极其简朴。”袁卫国说,退休几十年来,老人多数时间都租房住,而家具就是一个衣橱和一个原来装粮食的柜子,还都是当年他自己亲手用木头做的。

“退休49年了,老人家才买了一个沙发。”袁卫国眼中的蒲良培,生活上的简朴与某些时候的慷慨,形成了非常极端的反差。

“我小时候家里穷,就读了几年私塾。现在国家强大就要靠有知识的年轻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因为没得钱就不读书啊!”蒲良培说起资助贫困生的事,平和的语调总是会忍不住高昂起来。

对这些年来曾经资助过的贫困生,无论后来是否还与他保持联系,他一概不在意,他反复念叨的就一句话:“只要他们学好了知识为国家效力,我就对他们非常满意!”

今年,蒲良培得知有一个高考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因家贫上大学有困难后,毫不犹豫又要直接捐助,最近几天总是不断跟袁卫国商量该怎样更好地资助那个孩子。

“老爷子眼睛不好,看手机不方便,我就成了他和那个孩子之间的‘通讯员’。”袁卫国笑言,蒲良培有时候一天要问几回孩子的情况。

被拒五次仍坚持要捐款十万

在梁平区军休中心,蒲良培是“最省心”的军休干部,同时也是让人“最头疼”的军休干部。

“最省心”是因为数十年来,蒲良培几乎未找过中心解决任何生活问题。相反,他还以极为严格的方式要求自己,不给组织添麻烦。

早些年,蒲良培的前妻罹患癌症,每个月都需要花大笔医疗费。但他从没有让前妻用过自己一次公费医疗。

袁卫国说,直到前妻去世,他都没向组织张过一次嘴。

“其实为了给前妻治病,他把早些年一间挂在他名下的房子都给卖了。”袁卫国动情地说,老人的大公无私常常让人感动得想哭。

袁卫国又说,军休中心最让他头疼的,也是这个时常让人感动得想哭的老人。

2008年汶川地震后,蒲良培第一时间要捐款。但是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家里还有一个患癌症的老伴,梁平县军休中心一直在劝阻老人。

“结果没多久我就接到了原县委组织部电话,说有一个老革命非要捐一千元特殊党费,问是不是我们这边的人。”袁卫国回忆,那天下着大雨,赶到现场一看到老人,他心疼不已。

原来,因为县军休中心一直力劝,所以老人干脆自己打着伞悄悄去银行取了一千元,跑到了原县委组织部捐款,到达时浑身都是湿淋淋的。

最后,谁也没能劝住老人,他坚定地缴纳了一千元特殊党费。

2018年5月,袁卫国接到了时任梁平区民政局副局长徐登亮的电话,对方称:“有一个老革命抱着10万元现金到区慈善会要捐款。”

“我根本没听对方说完,就直接问‘是不是叫蒲良培’?”袁卫国回忆,当时他下意识地就猜是蒲良培,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心急火燎地往慈善会赶。

袁卫国心急火燎是有原因的——军休干部医疗费用采取的是先垫付再报销的政策,蒲良培捐赠那么大一笔钱后,今后要是生病治疗需要用钱怎么办?

等赶到区慈善会后,慈善会工作人员赶忙将袁卫国拉到一边说:“这位老革命这都是来第五次了,前4次我们都劝回去了,他这回干脆把10万元现金都抱来了!”

“这回我必须捐!捐给那些缺钱上学的学生娃娃!”蒲良培当时的意愿非常坚定,袁卫国怎么劝都不行。

只为践行入党誓言

蒲良培抱着10万元现金非要捐,袁卫国为了老人将来的生活着想力劝,两个人就此杠上了。

僵持许久之后,袁卫国很不情愿地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先捐一半也就是5万元,剩下的一半选择合适的资助对象一对一帮扶。

蒲良培在现场众人的劝说下,勉强接受了这一方案。袁卫国长舒一口气,心想总算是部分达成了劝说目的。

“谁知道,老人家没几天就给我提出,了解到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贫困生,因此要立即开始一对一资助。”袁卫国苦笑道,剩下的那5万元一分不剩,全部捐了出去。

“老爷子,你非得这么‘裸捐’到底啊?”袁卫国心疼地埋怨。

而只有蒲良培现在的老伴邹惠斌,才能明白袁卫国“裸捐”的真正含义。

原来,早在2016年底,蒲良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7队的大院里,相继有18位居民志愿加入遗体捐赠行列,这则报道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2017年,蒲良培又瞒着其他人,在邹惠斌的陪同下,找到了梁平区红十字会,拿回了一份遗体捐献申请表。

“要不是两位老人眼睛不好没法填表,这个事我们又被蒙在鼓里了。”袁卫国唏嘘道,当老人拿出那份遗体捐赠表格时,自己眼眶都红了。

最终,袁卫国让军休中心的书记白霞帮老人填写了这份沉甸甸的申请表。

当时可以接收遗体捐献的单位总共有3家,当白霞问老人愿意捐献给哪家单位时,蒲良培只是淡淡地说:“我是军队的人,当然要捐献给军队的医院。”

最终,蒲良培决定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原第三军医大学。

“不仅如此,老人家最后还特别要求,将自己身上所有可以用到的如眼角膜等器官,也全部捐献给需要的人。”袁卫国说,当老人最后签名的那一刻,他是偷偷抹了泪的。

“入党宣誓的时候,我说过‘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我这一生就是要兑现我当年的入党誓言。”对于这一切,蒲良培的回答依旧是云淡风轻,甚至有一种完成使命般的轻松。

(责任编辑:刘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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