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健与雷锋:一段跨越半世纪的“双向照亮”
——同伴教育视角下的雷锋精神传承研究
摘要:本研究以冯健与雷锋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同伴教育在雷锋精神生成与传承中的机制与价值。冯健作为雷锋少年时代的“青春偶像”,通过自身模范事迹和价值观引导,对雷锋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雷锋殉职后,冯健以“雷锋姐姐”的独特身份,六十余年来义务宣讲雷锋精神近三千场,受众逾三百万人次,著述多部,成为雷锋精神最具见证力与传承力的人物。两人关系呈现出“偶像”与“传承者”的双向影响模式,体现了同伴教育的核心特征。通过历史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本研究揭示了同伴教育视角下雷锋精神传承的理论基础、实践路径和当代价值。
一、引言
雷锋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六十余载岁月洗礼,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然而,雷锋精神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论阐释、价值分析和实践路径探讨,而从同伴教育视角进行的研究相对不足。同伴教育(PeerEducation)是指年龄相仿、背景相近的个体之间通过互动、影响和学习实现共同发展的教育模式,强调平等性、互动性和相互影响性,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具有独特优势。
冯健作为雷锋的“青春偶像”,恰恰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更为独特的是,冯健与雷锋之间的精神关系并非单向的“仰望”,而是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双向照亮”:少年雷锋仰望冯健,从她身上汲取投身农村、服务人民的理想光芒;而后的六十余年,冯健仰望“雷锋”这个精神符号,以生前好友的独特身份做报告、著述、宣讲,成为雷锋精神最坚定的传承者。这种“同龄榜样→追随者→精神传承者”的完整链条,在同伴教育领域具有极为独特的研究价值。
冯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湖南省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被誉为“养猪姑娘”,并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1956年初冬,冯健与雷锋在望城县委书记张兴玉家中初次相识,在雷锋去世前的六年时间里,两人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两人相识的历史背景和交往过程,分析其中的同伴教育特征和互动模式,探讨其对当代青年榜样教育的启示。
二、同伴教育的理论基础与雷锋精神传承的契合性
同伴教育的理论基础源远流长。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改变主要通过观察、模仿和强化实现,同伴作为榜样,由于年龄、背景、经历等方面的相似性,更容易被观察和模仿。研究表明,青少年更倾向于模仿那些与他们相似但又有一定优势的同伴,这种“相似但略优”的榜样最具示范效应。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则指出,个体在更有能力的同伴帮助下能够达到独自无法达到的发展水平。皮亚杰的发展理论也表明,同伴之间的认知冲突能促使个体重新审视和调整认知结构,促进发展。
同伴教育的核心特征包括平等性、互动性和相互影响性。与自上而下的权威教育不同,它强调“水平传播”而非“垂直灌输”,在雷锋精神传承中发挥着榜样示范、互动学习、角色转换和社会支持四重机制的作用。雷锋精神传承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教育,需要情感认同和内化、实践体验和行为养成、长期坚持和持续影响、榜样示范和互动学习——这些需求与同伴教育的特点高度契合。
三、冯健其人:雷锋少年时代的“青春偶像”
(一)从望城走出的青年标兵
冯健,1937年生于湖南望城(今长沙市望城区),与雷锋同乡。20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冯健高小毕业后放弃升学机会和省会长沙的优越条件,毅然回到望城农村,主动担任西塘农业社养猪场的“猪倌”,通过科学养猪方法使养猪场没死过一头猪,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点。她因此被誉为“养猪姑娘”,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先后被授予“湖南省劳动模范”“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当选团中央委员。1955年9月,冯健作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在北京作典型发言,事迹被全国性媒体报道,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群体中最耀眼的标兵之一。
(二)“冯健姐姐”与少年雷锋
雷锋,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望城县安庆乡,比冯健小三岁。1950年秋入学读书后,雷锋热爱学习,尤其喜欢听英雄故事。与此同时,冯健作为同乡中崭露头角的先进青年,自然进入了少年雷锋的视野。
1956年7月,雷锋高小毕业时,在班上宣读了《向冯健同志学习》的文章。在毕业典礼上,雷锋放弃升学机会,表示要响应党的号召去当新式农民,并立下三个志向:做个好农民、做个好工人、做个好战士。其中“做个好农民”的志向,正是源于冯健等先进模范的影响。
1956年初冬,冯健到望城县城办事,到县委书记张兴玉家拜访,初次见到雷锋。当时雷锋正在教张兴玉的女儿系红领巾,张兴玉向雷锋介绍:“这位比你大3岁的姐姐名叫冯健,她可了不起啊,不仅是省劳模,1955年9月还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上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呢!”雷锋听后喜出望外,连忙跑到冯健身边与她握手,并在日记中写道:“向冯健姐姐学习,争取见到毛主席。”
据冯健回忆,她与雷锋的交往可概括为“三幸”:一是有幸与雷锋同乡;二是有幸与雷锋共同受到望城县委书记张兴玉的关怀与教育;三是有幸成为雷锋心中敬佩的“姐姐”。这种亦姐亦友的关系,使冯健对少年雷锋的影响不仅包含远距离的“仰望”,更包含近距离的交往与互动。
(三)冯健与雷锋的互动模式
两人建立了姐弟般的亲密关系,交往方式多样。
一是共同学习。冯健与雷锋经常一起学习,各买笔记本,读书时把心得体会和不认识的字词记下来,下次见面时共同讨论、互帮互学。雷锋尤其爱读方志敏、吴运铎等英雄的作品,以及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的故事。在雷锋纪念馆中,有一本由冯健捐献的当年与雷锋共同学习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二是思想交流。有一次雷锋不解地问冯健:“健姐,你在农业社是干部,为什么要去当饲养员养猪?”冯健告诉雷锋:“养猪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我们国家搞建设,急需钢铁。我们的生猪出口,1吨猪肉可以换来6吨钢材!”雷锋听后拉住冯健的手说:“健姐,我懂了,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不论什么工作,都是重要的,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思想交流对雷锋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是生活互助。冯健的母亲待雷锋像自己的孩子,常叫他到家里吃饭。每当屋门口来了乞丐,冯妈妈总会请进屋里,给他们打盆水洗漱、泡杯茶解渴,还留他们上桌吃饭。雷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平日里也爱管“闲事”,走在路上看到别人衣服掉落沾了泥,也要捡起来洗干净再晾回去。冯健了解到雷锋是孤儿后,亲切地说:“虽然你是孤儿,但如今是新社会,到处有亲人。我比你大几岁,今后我们就像姐弟一样。”
四是书信往来。1958年,冯健被保送到湖南农学院上大学,雷锋特地赶到她家里送行,离别前冯健送给雷锋一张照片。同年10月,雷锋招工到鞍钢,将名字从“雷正兴”改为“雷锋”,意思是到工业战线上冲锋。1961年春天,冯健在报刊上看到雷锋先进事迹的文章,去信祝贺,雷锋回信并赠给她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雷锋满面笑容地擦拭着解放牌汽车,背面写着:“冯健姐姐,我永远向你学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雷锋1961年6月4日。”
(四)冯健对雷锋成长的多维影响
冯健对雷锋的影响是多层次、多维度的。
第一,人生方向的选择。冯健放弃城市优越条件、扎根农村的事迹,为雷锋日后选择人生道路提供了最直接的参照。雷锋后来从湖南到辽宁鞍钢,又从鞍钢到抚顺参军,每一次选择都体现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精神。
第二,奉献精神的萌芽。冯健在望城农村默默奉献的实际行动,让少年雷锋真切感受到什么是“为人民服务”。这种身教的力量远比口号式的说教更有穿透力。
第三,“平凡人可以成为英雄”的信念。冯健并非出身名门,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的伟大在于平凡的坚持。这给了孤儿出身的雷锋一个重要启示:英雄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的目标。
将冯健置于同伴教育的分析框架下,她具备极为理想的同伴教育者特质:地缘接近(与雷锋同属望城)、年龄接近(年长仅三岁)、身份认同(同为普通家庭出身)、行为可模仿(扎根农村、勤勉工作)、组织认可(省劳模、全国积极分子等荣誉增强了榜样权威性)。五个维度的叠加,使冯健对雷锋的影响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学习榜样”可比。
四、同伴教育视角下雷锋精神的“生成性”
传统雷锋精神研究倾向于将雷锋视为一个“自发生成”的道德典范。同伴教育视角则提醒我们:雷锋精神的形成有其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教育生态。冯健作为雷锋少年时代最重要的同伴榜样之一,构成了雷锋精神“生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雷锋并非凭空成为“雷锋”。在他从失去双亲的苦孩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中,冯健等身边榜样的示范作用、望城地方干部的关心教育、社会主流价值的引导塑造,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教育生态系统。同伴教育在这一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是最贴近受教育者心灵的教育形式,其影响也最为深刻持久。从同伴教育视角看,冯健与雷锋的关系揭示了雷锋精神“生成”的几个关键要素:榜样的“在地性”(冯健是身边可触可感的同龄人,精神影响具有强大穿透力)、交往的“互动性”(双向学习与交流促进了价值观的深度内化)、影响的“持续性”(从1956年相识到1962年雷锋殉职,六年的持续交往提供了稳定的养分)。
五、“雷锋”成为冯健的榜样:精神传承的闭环
(一)身份的反转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此后,毛泽东于1963年3月5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成为一个超越个体的精神符号。对于冯健而言,这一历史时刻意味着她与雷锋之间精神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此前的十多年间是雷锋仰望冯健;此后的六十余年,是冯健仰望“雷锋”、以“雷锋精神”为指引,走上一条漫长的精神传承之路。这种“被仰望者”与“仰望者”身份的反转,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精神叙事,也是同伴教育“角色转换机制”的生动体现。
冯健后来回忆:“雷锋因公殉职已60多年,而我总觉得他还活着,雷锋永远活在我心里,永远是我学习的好榜样。”这句话既是深沉的怀念,也是庄严的承诺——她以余生来回答少年雷锋当年“我永远向你学习”的誓言。
(二)冯健的传承实践
冯健对雷锋精神的传承实践跨越六十余年,形式多样,影响深远。
义务宣讲。六十余年来,冯健积极参与社会学雷锋义务宣讲和志愿活动,宣讲足迹覆盖十余个省市,累计义务宣讲近3000场,直接受众超过300万人次。她走进学校、机关、企业、社区、部队,讲述她所认识的真实雷锋——不是教科书中的抽象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年轻人。冯健宣讲的独特优势在于她的“在场性”——她是雷锋的同乡、同时代人、生前好友,她的讲述具有第一手的亲历性质,这是任何后来的研究者都无法替代的。
学术著述。冯健退休后全力筹备写书,系统收集、整理雷锋的相关资料,先后撰写了《雷锋在湖南》《雷锋,从这里起步》《雷锋人生三部曲:望城起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版,316页)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是冯健个人深情怀念的文字结晶,更是雷锋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精神见证。冯健最为独特也最为珍贵的角色,是“见证者”。她见证了雷锋从苦孩子成长为青年榜样的过程,见证了“雷锋”从名字升华为精神的过程,更见证了雷锋精神在六十余年里穿越历史风云而历久弥新。2023年2月,冯健赴北京参加“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座谈会;2026年3月,她还向长沙市相关医疗机构赠书,鼓励将雷锋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直至耄耋之年,她仍然步履不停。
六、冯健传承雷锋精神的独特价值
在雷锋精神的传承谱系中,冯健拥有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身份:她是雷锋少年时代的“偶像”,是雷锋生前真诚敬佩并与之有过真实交往的同乡“姐姐”。这一身份赋予了她三层独特的传承价值:史实层面的权威性,作为亲历者,她的口述和著作能够纠正和补充既有研究中的偏差与空白;情感层面的真实性,她与雷锋之间的情谊是真实的人际交往,赋予了她宣讲和著述以强大的感染力;逻辑层面的自洽性,冯健从“雷锋的榜样”转变为“雷锋精神的传承者”,这一身份反转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如果雷锋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又怎能让曾经被他仰望的人甘愿追随一生?
冯健与雷锋之间的“双向照亮”关系,可以抽象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型:
在“仰望期”,雷锋以冯健为同伴榜样走上奉献之路;在“照亮期”,冯健看到雷锋成长为远超自身的崇高精神符号,转而以雷锋精神为指引成为忠实传承者,形成“精神生产—精神升华—精神回馈”的完整闭环。这一模型揭示了精神传承并非总是“从上到下”的单向传递,而可能发生在同辈之间,并且可以产生“超越”——追随者最终超越了被追随者,反过来照亮了被追随者的后半生。
此外,冯健与雷锋的故事还揭示了私人友谊转化为公共精神财富的重要路径:雷锋精神的传承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推动,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和情感连接。冯健的讲述之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她不是在“宣传”而是在“回忆”,不是在“教育”而是在“分享”。
七、当代启示
本研究为当代青年榜样教育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重视同伴教育在道德养成中的作用。冯健对雷锋的影响生动证明了同伴教育在青少年道德养成中的独特效力。当代青年榜样教育往往过度依赖宏大叙事和权威话语,而忽视了“身边的榜样”的力量。教育工作者应当有意识地发掘和培育青年群体中的先进典型,使同伴教育的“水平传播”与权威教育的“垂直传播”形成合力,构建更加立体有效的道德教育体系。
第二,注重精神传承的“可接近性”与“真实性”。冯健宣讲的感染力,源于她用鲜活的细节和真实的情感来呈现一个有温度的雷锋。雷锋精神的传承不应当被简化为几句口号和固定场景的重复展演,而应当回归到真实的人物故事和具体的生命情境中去。如何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雷锋故事,让雷锋精神从“纸面”走进“心里”,冯健六十余年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样本。
第三,构建精神传承的长效机制。冯健六十余年不间断的宣讲实践,展现了精神传承所需要的长期主义。反观当下,许多学雷锋活动存在“三月来、四月走”的突击式倾向。真正的精神传承需要“一辈子”的坚持,需要将精神追求内化为日常生活方式。制度层面,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学雷锋长效机制,将雷锋精神的传承融入日常教育、社会服务和制度设计中,使之成为常态化的社会实践。
冯健与雷锋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双向照亮”的故事。少年雷锋从同乡青年冯健身上看到了奉献的光芒,并沿着这光芒的方向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在雷锋殉职后的六十余年里,冯健从“雷锋的偶像”转变为“雷锋精神的追随者和传承者”,用一辈子的宣讲和著述,守护着那份最初由她自己点燃、后由雷锋发扬光大的精神之火。
从同伴教育的视角来看,冯健与雷锋的关系为我们理解雷锋精神的“生成性”提供了一个独特切口:雷锋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根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教育生态之中,同伴榜样的示范作用、互动学习、角色转换和社会支持,共同构成了雷锋精神生成与传承的重要机制。而从精神传承的视角来看,冯健六十余年的坚守为我们展示了“如何让一种精神活着”的答案——不是靠冰冷的制度,而是靠有温度的人;不是靠宏大的叙事,而是靠真实的记忆。
在雷锋因公殉职已逾六十多年的今天,冯健这位“雷锋姐姐”仍然在行走、在讲述、在书写。她的存在本身,就是雷锋精神最有力的证明——一种真正伟大的精神,不仅能够照亮被仰望者的前路,更能够回馈那些最初照亮了它的人。
作者简介:
翟元斌: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创始所长、《雷锋》杂志主要创始人之一。
刘丰华:湖南湘江新区雷锋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