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惦念

三月来了，春风爬上了树梢，南来的燕子，褪去一身冬衫，回到了广袤原野上。街头上那首《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越唱越响亮。雷锋又回来了，那张青春灿烂的笑脸，还是二十二岁时的模样。

有人问：“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让身边多出几份温暖和感动？其实，雷锋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时代走得有些急，不少人钻进了“钱眼中，”误把名利当作了成功的标志，原本金子般闪亮的心，不像过去那么受吹捧。

像雷锋一样，我曾在山间小路上，拾起过一颗沾满泥尘的螺丝钉，擦拭后，搁进了自己行囊中。从此，三月敞开了心扉，有善意的叮咛、幸福的牵挂，也有奉献的笑容。

每年三月，我都会写一点惦念雷锋的文字，有《那张笑脸》《那颗螺丝钉》《团山湖的燕语呢喃》等等。在我看来，一棵纯粹的种芽，一定孕育于未被污染的土壤，有春风陪伴左右，有细雨滋润心田。

掏粪工人时传祥、石油工人王进喜、大寨农民陈永贵……，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和雷锋一样，从平凡中来，用最小的火炬，点亮了时代，照亮了他人。

真正的火热，是人心的温暖。雷锋说：“我活着，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加美好。”为了实现生命的诺言，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那个年代的日子不宽裕，但老百姓心里全都装着公家的利益，拼命工作，快乐生活，大伙相互帮衬着，人心拧成了一股绳。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但时不时也会传来一些让人心存忐忑的话语。前些日子，有一则报道，一个独臂娭毑用捡垃圾挣到的钱，偿还儿子看病欠下的债，儿子没能留住，债还在还，张家几百李家几十，邻里们心安理得地收着钱，直夸独臂娭毑讲诚信。

然而，这份诚信，过于沉重，无意中戳中了人心的冷漠，拉低了社会的风向标，这是春天该有的画面么？如果雷锋还在，一定会很伤心。对此，三月的桃花早已羞红脸，或许，伸出手来，帮一帮那位独臂的老娭毑，才是该有的温暖。

还有一次，我和网约车司机聊天，他说，平台公司算得太精了，一天干满10小时，能到手的收入也就两百多，每餐吃点外卖，感觉身体越来越吃不消。我安慰他说，资本逐利，无可厚非，网约车、外卖哥身上发生的这些事一直有人在关注，只是步子迈得慢了点，大伙还得多理解。

近些年，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困惑，比如手机中的游戏，确实好玩，不少大人都着了迷，但失去了防护墙，小孩子易上瘾，上瘾了就会滋生出一身病。

时代带来的思考不少。为什么日子过好了，笑容反而变少了？为什么街头老人摔倒了，没人大胆去搀扶？为什么天天反电诈，电诈依然如此地猖獗？街头上那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呢？那个在风雨中送大娘，干一行、爱一行，时刻想着别人的小伙子呢？难道也随着三月的春风，走向了遥远么。

雷锋是一个孤儿，从平凡中走过来，牺牲在平凡的岗位上。他用22岁的生命，成就了一份永恒的惦念，不是因为他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也不是因为他的日记写得多么的好，而是因为他心里，始终装着别人，装着一个温暖的春天。

二十五年前，我在雷锋馆工作时，结识过一位热心肠，上海《文汇报》记者周其俊，四十来岁的他，帅气英武，满身正能量。那年三月，他从抚顺雷锋馆专程来湖南雷锋馆，采访报道雷锋身边的人和事，脸上洋溢的笑容，比三月的春花还灿烂。

其俊专注国内重大事件报道，常年在外采访，写过不少大稿子，算得上报业界的“大牌”。然而，其俊十分谦逊、十分热心。那次，一见面，他就问我，能为湖南雷锋馆干点什么吗？在得知雷锋馆没有文物库房，一些老旧的相片和日记（复制品）得不到有效保护时，他将笔锋对准了这件事，写了一篇稿子，那年年底，雷锋馆有了自己的文物库房。

虽说项目不大，总耗资不到五十万，但解开了雷锋馆人心中的一个大疙瘩。迁存文物的时候，我一连几天蹲在库房里，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雷锋的日记，越看越喜欢，雷锋的字体很有个性，全都向前倾斜着，好像一个个战士，俯着身子往前冲。

日记中的文字又红又专，简练不乏哲理。雷锋是学《毛泽东选集》的标兵，一天到晚，琢磨着如何当好毛主席的学生，难怪《雷锋日记》中闪烁着那么多思想的火花，有人说，《雷锋日记》是雷锋读伟人著作时留下的心得，我想，应该是这样。

有一段时期，抚顺雷锋馆的名头超出了湖南望城的雷锋馆。外界说起雷锋来，都把他当成了抚顺人。对此，雷锋家乡人不服气，我也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加把劲，让雷锋家乡的纪念馆更有温度和热度，让全中国人都知道，雷锋是咱望城人。

没隔多久，《文汇报》的其俊记者又来了。当时，“以德治国”和“公民道德建设”两个话题很热门。我俩反复推敲，策划了一场“把雷锋精神带入二十一世纪公民道德”理论研讨会。

其俊尝试着与《红旗》杂志社取得了联系，没想到很快得到了回应。那年的三月五日，湖南雷锋馆十分热闹，《红旗》杂志社的总编王天玺亲自来了，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还有戴碧蓉、李素丽等10多位全国学雷锋标兵也来了，大伙齐聚在一起，畅谈学雷锋体会。那年的三月，春风拂面，杨柳笑弯了腰。

让我意料不到的是，研讨会刚一结束，雷锋纪念馆便拉开了扩容提质的序幕，纪念馆升格的事也得到了落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年的三月好热闹，广场上人头攒动，红旗飘舞，街头巷尾《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响彻云霄。

2003年3月5日，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四十周年纪念日，提质后的雷锋馆正式亮相，其俊记者特地从上海《文汇报》赶过来，围着馆区转了好几圈，说到动情处，眼睛中泛出了泪花。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其俊记者为雷锋馆出了不少力，但没从雷锋馆拿取半分钱报酬，馆里也没请他吃过一顿像样的饭。

后来，馆里去深圳、上海等地做宣讲，他总是不遗余力牵线搭桥。现在回想起来，其俊记者就是一个默默奉献的雷锋，只是那个年代，他这样的人太多，也就没有太多的在意。

从燕语呢喃的三月走来，路过团山湖时，仍能看到雷锋开过的拖拉机，停在田岸上，就像留住了一段旧时光，拖拉机擦拭得很干净，老旧的油漆泛着光，仿佛只要发动起来，还能耕耘在广袤的田野。

在雷锋馆工作的四年，我碰到了无数个像雷锋一样的领导、同事和朋友。老县长肖介凡一辈子住着一套小房子，去世时只有两句话的遗嘱，不惊动组织，不开追悼会。他是在县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的，那天，在他家卧室中，我带着政协的几位同事，为他盖上了党旗，含着热泪送了老人家最后一程。

有人冷嘲热讽，说其性格怪异，得罪了不少人。其实，老人家没变，真正变了的是我们。老人家一生节俭，住着一套六十平方米的老房子，去世后还怕乱花公家一分钱，这不正是我们天天呼唤的初心和使命么！

离开雷锋馆后，我和其俊记者的联系越来越少，慢慢的相忘于人海，眼看三月五日又来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他。掐指一算，其俊记者应该年近七十了。

雷锋在我心中未变，还是那个永远年轻的“雷锋叔叔”。其俊亦如此，还是初次见面时的那个周记者，我十分想念他，或许，我也老了，越来越念旧。

如若其俊看到了这些文字，请再来雷锋家乡走一走，我一定陪着他，请他吃上一顿雷锋家乡的土菜，品上几口雷锋家乡的美酒。并去团山湖农场看看，一起吟诵一下那则他最喜欢的雷锋日记《南来的燕子》。（作者：骆志平  湖南雷锋纪念馆供图）